治国就是吏治。而吏治首当其冲的，就是让古今中外无数政府都头痛不已的官僚贪污受贿的腐败问题。对此，张学良命令东北廉政公署把东北每一级别的军政官员的工资和薪饷都做了详细的明文规定并在报纸上公布于众，比如张学良本人，他这个东北军政最高领导人是属于省保安司令级别的，依法每月薪饷是800元大洋，同时一起公布的还有张学良亲自制定的极为严格的《东北四省贪污受贿处罚条例》。处罚条例是“零容忍”，只要贪污受贿，直接撤职查办，贪污30大洋以上者永不录用且记录于终生档案，贪污100大洋以上者直接枪毙；严禁任何形式的贪污和受贿行为，官员接受同一个人礼物的总价格不得超过50大洋。张学良同时也采取了“高薪养廉”的方法，按照他亲自制定的东北军政官员的工资，能保证政府官员或军队官兵在不挥金如土的情况下能很滋润地养活一家人。在监督政府官员廉洁勤政这方面上，东北廉政公署大力鼓励百姓监督，发现官员贪污受贿后可以向廉政公署举报，廉政公署一律给予奖金奖励并保护举报者的姓名隐私。张学良还命令在政府机构和政府国营单位中大力开展“反贪污受贿、反铺张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官员之间要做到互相监视督促，发现有人贪污受贿，举报后官升一级；另外张学良还号召在私营企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政府财产、反盗窃政府经济情报”这个“五反运动”。
维持社会治安的重要手段是警察部队。东北的警察制服统一为夏季穿天蓝色衬衫，冬季穿黑色大衣。张学良又详细地把东北警察的警种分为民警、交警、巡警、法警、刑警、武警、特警、消防警察、缉毒警察等。东北的警察总数保持在10万人的规模。东北境内的每个县级地区建立公安局（警察局），镇乡级地区设立警察派出所。除了严防政府机构和政府企业及私营企业中的贪污受贿问题外，想要让东北四省能有一个稳定而良好的社会治安以及清新社会风气，那就必须要加强“剿匪”、“扫黑”、“打击贩毒制毒吸毒”、“严禁聚众赌博”、“控制卖淫嫖娼”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
东北地广人稀，黑水白山间很多地方山高林密，极容易滋生土匪山贼。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崇山峻岭、大片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都是“胡子”繁衍的好地方（北方称土匪叫胡子），很多被地主官僚逼迫得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也不得不落草为寇，一些积年惯匪都已达到了“名震关内外”的地步。从清末开始，东北就一直以“匪患猖獗”闻名全国。不过，东北的土匪并不对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耻，因为堂堂的张作霖大元帅也是当土匪起家的，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批奉系元老以前都是土匪头子。东北的土匪间流行一句话，叫“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比神仙还自由”。不过，张作霖的高明之处就是他没有把土匪当成长期职业，而是“想当官，先当土匪后招安”，被清政府招安后的张作霖又靠着凶狠剿灭土匪而步步高升的。《投名状》里赵二虎说的对“当匪？我们就要当最大的！”张学良虽然也算是大土匪头子的儿子，但他此时可不会对那些绿林英雄、梁山好汉们手下留情，因为这些土匪们占山为王、划地称王，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有的甚至达到一定的规模并和地方政府狼狈为奸、蛇鼠一窝，对东北的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张学良决定一劳永逸地彻底铲除这些毒瘤，因此他制定的剿匪计划里，没有叫那些本身就和附近土匪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当地警察去剿匪，而是直接出动正规军去轮流扫荡东北四省内的土匪山贼，既更加高效，同时也能训练部队，争取一年内将东北的匪患肃清干净。而实际上，历史上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多良心未泯的土匪们还主动下山打击日本侵略军。
东北的黑社会问题也极为严重，很多城市白天属于政府，到了晚上就变成了黑帮的天下。这些黑道分子们专门干绑架勒索、敲诈抢劫之类的事，搞得到了夜里老百姓们根本不敢出门。这些黑帮同土匪一样，都在张学良出动的正规军和新建立起的武装警察部队的打击范围内。
除了剿匪打黑外，禁毒也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东北的鸦片种植面积和大烟产量都位居全国首位（第二第三第四分别是四川云南河南），这个全国第一对于张学良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实际上，张学良也可以学习他老爹，有组织地种植鸦片并卖到关内地区，从而积累资金。中国此时很多军阀都是这么干的，奉军以前在资金拮据时也干过这勾当，四川云南的鸦片也是当地军阀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张学良干不出这种祸害本国同胞的无耻行为，并且张作相无论是在张作霖时期还是在张学良时期，都是坚决反对在东北境内种植鸦片的。不过，想要铲除毒品这个毒瘤则比剿匪和扫黑要困难得多了，因为种植鸦片在东北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一种“职业”，不少农民还以此为生。如果张学良保持并支持东北此时的“烟土产业”，绝对能获得一笔极其丰厚的收入。实际上，鸦片税是东北政府最大和最重要的税务来源。从下面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出东北的鸦片税占东北政府总税收的比例：伪满洲国在1944年的财政中收入为21.5亿元，鸦片税为4.3亿元，足足占20%，是伪满政府最大的税收来源，烟草税占第二位，接下来是农业税、工商税、关税。张学良如果要在东北全面禁毒，无疑会让东北政府失去最大的一笔财政收入。此时中国境内基本是鸦片泛滥，吸食鸦片成了中国社会一种“时尚”，包括张学良之内的很多军政高层、社会名流也吸食鸦片，并且此时种植鸦片和制造贩卖烟土并不算是犯罪，但随之而来的恶果，则是中国国民体质衰弱、社会风气败坏、犯罪率剧增、中国财富的大量外流等各种丑恶现象，东北、四川、云南、河南等地都是鸦片种植猖獗，整个中国都在鸦片的云雾中腐烂流脓，“东亚病夫”一词恰如其分地形容了此时中国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深知毒品泛滥会对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的张学良还是在不少反对声中，断然舍弃了收益巨大的鸦片税，毅然下令严禁东北境内种植鸦片等任何种类的毒品，严厉打击任何制毒贩毒行为，除官方种植小部分用于医学的保留外，其他所有种植的鸦片大麻统统焚毁，支持和鼓励并分给这些农民土地种植正当农作物为生。张学良严禁在东北境内以任何形式走私、贩卖、购买、吸食、种植鸦片和其他类型的毒品，违令者严惩不贷。走私、兜售、种植鸦片等毒品者，不论数目一律处于死刑；吸食鸦片者，政府建立戒毒所对其强行戒毒，如果还继续吸食，则发配边区充当苦力；收缴上来的烟土烟膏等毒品和烟枪烟锅等吸毒器具，全部销毁；民间种植的大麻和鸦片全部铲除；而举报走私、出售、种植、吸食、购买鸦片及毒品者，政府则给予奖励；配合政府禁毒缉毒者也同样会给予奖励。张学良为此而创建了“东北缉毒警察部队”，专门从事在东北境内扫毒，打击制毒贩毒行为。根据张学良独具匠心的命令，东北境内每支缉毒部门都要悬挂林则徐的画像或竖立林则徐的雕像，以前辈的事迹和精神来鞭策禁毒事业的完成，争取在五年之内彻底铲除这一社会毒瘤。客观上讲，张学良在治理东北最初的几年内确实处决了很多人，但基本都是烟贩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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