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24日，全世界迎来了一个“黑色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市在这一天崩盘，世界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时期。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球性经济大衰退对全世界各国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并且越是发达的工业国家就会遭到越严重的经济打击，失业率剧增。中国此时还是个农业国家，东北又偏安一隅，因此倒没有遭到太大的损失，反而给张学良增加了挖掘国外人才的大好机会。就在东北的各项建设事业都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东北境内的日本人也越来越不安分起来了，屡屡挑衅滋事，挑逗张学良的耐性和神经。1929年6月27日凌晨时分，在东北的“日本开拓团”里有一个叫榊原正雄的小头目带着八十多名日本宪兵和便衣，在东北政府租借给他并由他进行经营的“榊原农场”附近殴打并驱赶了东北的铁路警察，将榊原农场附近的东北交通局新修建的一段铁路强行拆毁，并竖立木牌，写道“不准干扰榊原农场”。榊原声称“东北交通部门在他农场附近修建铁路，产生了噪音污染并严重干扰了他的农场经营”。此举险些导致一列火车脱轨，并使得附近几条铁路线都陷入瘫痪。东北交通部、铁道部、辽宁省政府派人过来调解，都被无礼拒绝，榊原甚至反而还索要赔偿。张学良获悉后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我去他妈的！老子租地给这帮日本狗用已经是他们全家祖宗十八代积德了，居然还挑肥拣瘦、没事找茬！简直是给脸不要脸！他们要是嫌不好，那就滚回他们的日本呀！老子又没有哭着喊着求他们留下来！”他怒不可遏，命令把这个榊原正雄驱逐出境，又下令宣布，在东北境内的日本侨民和日本“开拓团”成员如果寻衅滋事，一律没收财产并驱逐出境。本来张学良咬牙切齿、杀气腾腾，但最后还是被闻讯赶来的张作相给阻止了。
张作相语重心长地道：“少帅，东北现在百废俱兴，我们非常需要时间哪！没有起码五年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是没有实力跟日本人正面发生冲突的。日本人巴不得我们把事情扩大，从而给他们提供趁机勒索或直接开战的借口。所以，还是先忍一忍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哪！”
张学良虽然气得不轻，但冷静下来后也知道张作相说得对，因此只得忍气吞声，命令交通部、铁道部、辽宁省政府“稳妥处理此事”。最后，东北交通部不得不把榊原农场附近的那段铁路给改道，并向榊原正雄和日本“开拓团”负责人赔礼道歉，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
这起“榊原农场事件”不过是日本人各种无礼挑衅事件中的一件，同类的事情接二连三，比如十二标案、新民七公台村案、安奉铁路敷设双轨案等，都是日本人无理取闹、故意生事，把张学良气得牙疼。辽宁省的民众也群情激奋，随之成立了东北自强协会、东北学生联合会、东北青年同志会等一系列爱国组织。1929年9月底，造成巨大影响的“铁岭事件”发生了。9月23日这天上午，驻铁岭的一支日军宪兵队的六七名宪兵酗酒后来到位于铁岭县城光裕大街西侧的清乐茶园剧场寻衅滋事。这几个飞扬跋扈的日本兵闯进剧院后，见到人举手就打、张口便骂，搞得正在看戏的观众四散奔逃，现场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剧院也被迫中断营业。剧院老板急忙报告了铁岭县的公安局。铁岭县公安局局长卢振武立刻带着一队警察前去清乐茶园制止。那几个日军宪兵不但拒不服从劝阻，反而大打出手、拳打脚踢，把多名铁岭警察打伤。卢振武等人在忍无可忍之下给予自卫还击，打跑了闹事的日军宪兵。这几个日军宪兵回到铁岭县宪兵队总部，将事情经过进行添油加醋地歪曲捏造，铁岭县日军宪兵队立刻倾巢而出，出动了百余人前去报复，同时还把事情汇报给驻扎附近的关东军第十九旅团。第十九旅团旅团长汾阳少将表示支持，并命令全力反击以“捍卫大日本帝国和大日本皇军的尊严”。
与此同时，卢振武也把这件事通过电话紧急报告给了东北公安部长兼辽宁省公安局长熊正平。熊正平立刻找到张学良汇报了此事。张学良顿时大怒：“这帮给脸不要脸的日本杂种！还真蹬鼻子上脸了！”他询问道，“现在事态发展得如何了？”
熊正平道：“已经联系不上铁岭县的公安局，电话线应该被割断了。卢振武在跟我汇报的最后，我命令他带领全局的警察暂时退入公安局本部，并且整备防御，等待我们的支援。”
张学良怒不可遏：“日本人那边呢？”
熊正平道：“日军驻铁岭县的宪兵大队已经出动，驻扎铁岭县附近的日军第19旅团也出动了不低于一个大队的兵力进入铁岭县城。”
张学良怒火万丈：“去他妈的！这帮狗日的，还真以为老子怕他了！”他抓起办公室电话，使用加密线路拨打给东北边防公署。接电话的是边防公署参议厅厅长荣臻。张学良问道：“距离铁岭县最近的部队是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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