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对于张学良的八省一市和整个中国来说，是国际环境是比较安定的一年。关东军在东北的失败，虽然刺激了日本激进派势力的增长，但也进一步地加强了日本军政高层内的主和派的势力。说白了，关东军的失败，既成为日本激进派要求扩大战争、卷土重来的借口，也成为更多的日本军政高层不愿意挑起战争的理由。日本军方皇道派声称“帝国让出在满洲的特殊权益是对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里为国战死的那十万将士的背叛，帝国的尊严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和侮辱，必须要报仇雪恨，彻底吞并满洲”，而日本军方统制派则声称“盲目蛮干只会让日本走上更加危险的道路，关东军擅自挑起战争已经引火自焚，这是整个日本和整个日本军队的前车之鉴”，皇道派指责统制派“胆小无能、苟且偷生，为个人私利而不顾国耻和国家利益”，统制派指责皇道派“鼠目寸光、鲁莽愚蠢、眼高手低，只会夸夸其谈”。日本首相犬养毅公开批评国内的激进派“就像清国的义和团一样，激进爱国，但却没有脑子，最终也只会像义和团那样把整个国家都拖入灾难的泥潭”。日本国内的局势因此而更加混乱，政界和军方的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由于张学良对历史的强力干涉，中日两国以及整个东亚都从1931年9月开始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轨迹，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没有发生，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因此也没有发生（1932年1月28日，日军为转移九一八事变的国际注意力，主动挑衅并进攻上海，从而爆发了淞沪抗战）。
张学良对日强硬的态度以及率领东北军取得一次难得的中国对日作战胜利，使得他在国内的威望和影响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再加上张学良的八省一市局势稳定、蓬勃发展，因此大批的关内各界人士纷纷来到北方八省投靠张学良，使得北方八省人才济济、文武昌盛。在这其中，最让张学良感兴趣的一批投靠他的人则是民国期间赫赫有名的“斧头帮”，为首的便是大名鼎鼎的“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王亚樵是民国年间的传奇人士，此人嫉恶如仇、神出鬼没，崇尚“七步流血、暗杀救国”，他对朋友肝胆相照、两肋插刀，对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和卖国求荣的国贼汉奸则是心狠手辣、不择手段，颇有战国孟尝君之古烈士风，行为处事极有梁山好汉式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绿林色彩。十年前，王亚樵组建了威名赫赫的“斧头帮”，虽然这个组织很有黑帮的色彩，但在王亚樵的带领下，斧头帮干的都是除暴安良、惩恶扬善、锄强扶弱之类的善事，不仅如此，王亚樵和斧头帮还心系国家、爱国爱民，专门针对国贼汉奸搞暗杀行刺。十年间，被王亚樵和斧头帮刺杀的各方要员达到数十人，甚至连国民政府一把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都险些被他刺杀，让全国各方官居要职但心里有鬼的人听到王亚樵和斧头帮这两个名字都心惊肉跳，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黑道大亨看到王亚樵也要绕着走（历史上，张学良丢掉东北后曾去上海休养，结果被王亚樵在门口放了一枚拆掉引信的炸弹进行警告）。
实际上，王亚樵率领斧头帮来投靠张学良，一方面是对张学良勇于对日开战而十分钦佩，因此希望能跟随张学良一起为国为民效力；第二个原因就是王亚樵此时在南方搞了一出太大的暗杀，去年的1931年6月，王亚樵在庐山刺杀督师剿匪的蒋介石并险些成功，虽然功败垂成，但却让蒋介石惊心动魄，最后被蒋介石下令用100万大洋购买其头颅，国民党特务机构对王亚樵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搜捕，使得王亚樵在关内的处境也有些困难。其实，王亚樵开始对张学良没什么好感，因为张学良在各方反蒋的时候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东北战事则彻底改变了王亚樵对张学良的看法。东北战事爆发的时候，王亚樵曾派人前往东北准备协助东北军作战，结果东北军一星期内就打赢了，但王亚樵的人和东北农统局接触上了，经过农统局的拉拢和说服，王亚樵愿意把斧头帮的总会迁到北方八省境内，投入张学良麾下，名正言顺地为国效力，但在关内仍然保留组织。张学良对这位“暗杀大王”既很感兴趣也十分佩服，亲自接见了王亚樵，并拨以重金嘉奖和改编斧头帮，王亚樵和斧头帮随后集体加入了农统局，改组为农统局行动组，对外仍用斧头帮的旗号。农统局副局长舒国生随后同王亚樵结为兄弟。
实际上，在王亚樵投效张学良之前，东北农统局还得到了一员干将，并且是位女中豪杰，她就是中国的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位女律师，同时也是著名的“民国第一女杀手”，郑毓秀。郑毓秀以前是同盟会成员，多次组织、策划、实施对清廷要员大臣的刺杀，还刺杀过袁世凯，巴黎和谈时，她用手枪威胁北洋政府谈判代表陆征祥“你敢签字，我就干掉你”，吓得陆征祥不敢去凡尔赛宫签字。蒋介石上台后，郑毓秀不满其治国方略而退出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后同丈夫魏道明一起来到东北。魏道明被张学良任命为沈阳市市长和东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郑毓秀则重操旧业，加入农统局。在这之后，郑毓秀和王亚樵并称为东北情报机构的“雌雄双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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